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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大学生故事|张亚清:在电大苦读的岁月
时间:2022年07月06日    作者:张亚清 文    编辑:宣传部

张亚清,男,1946年出生,中共党员,漳州市龙海区人,初中肄业,1988年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漳州分校(龙海工作站)汉语言文学注册视听生毕业。历任龙海县委常委,漳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、政策研究室主任,漳州市委副秘书长,2007年在漳州市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、闽南日报社社长任上退休。已出版10本著作,其中《九龙江·连家船》获福建省第十三届优秀文学奖;《团团想》为2004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推介书籍;《读史札记》《甲子回眸》《说古悟理》在报上刊发后,分别获福建省和全国报纸副刊好栏目奖项。获1999—2000年度福建省职工自学成才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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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九龙江连家船渔民子弟,旧社会被人辱骂为“水鸭子”,祖祖辈辈漂泊水上,没有读书的福份和权利。托共产党的福,1953年老家创办了渔民船工子弟学校,这年秋季我7岁离开父母上岸寄宿读书。1959年秋季上初中时,遇上大饥荒的国家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在学校膳宿时存米被盗,蒸饭被偷,饿得不行,初中只读一年加半个学期,被迫中途辍学返回连家船当见习渔民。渔船歇海回港时我经常到“古书”(连环画)店租看“古书”,到小镇的图书馆阅览报纸杂志,还办了一本借书证,当时出版的红色经典小说几乎都看过。后来在老家渔业大队当财会人员,因经常写报道文章见诸报端和电台,以业余报道通讯员的身份,被破格吸收为福建省记者协会会员,1979年底被破格招收为国家干部到龙海县委报道组工作,1980年又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。1984年按 “四化”标准提拔干部,因一时找不到有文凭的合适人选,我以两粒“菜圆”(记者协会会员、作家协会会员)顶替一粒“肉圆”(文凭),被破格提拔为龙海县委办公室副主任。

我的这些经历,并不足于令唯文凭者包括个别领导刮目相看,他们总认为我是个不入流(不符合干部“四化”标准)的土包子。1985年电大不用入学考试招收学员,只要报名入学后各科考试成绩及格就发给毕业证书。我想我数理化不行,文科倒是有多分把握,便报名汉语言文学专业。在龙海电大分校报名的学员中,大多是二、三十岁的年轻人,我已进入不惑之年,便黄忠混阵于罗成,立志要拼出一张大专文凭,用于端正斜视我的人的视角。

电大开学后我去听过两堂课,因县委办公室的文字材料和各种杂务繁多,课听到一半通讯员便来叫我回去处理急务。我看平时抽不出身来,便与有关领导商定:平时我坚持日常工作不去听课,但临考试前得让我暂停工作一个月,专心复习应考。自此后我再也没去听课,日常也忙得无暇看课本,便订阅两份电大的杂志,留意杂志中介绍的一些学习重点。在考试前的一个月里,我自个关在家里,对照电大杂志刊登的复习提纲,逐条在课本上自找答案,然后逐条死背硬记。第一遍背记最难,第二遍渐入佳境,第三遍才能基本记住。我过后把这种背记过程形容为铁钉钉薄铁板,第一次容易滑掉,第二次出现凹痕,第三次便很容易穿钉过去。第一学期考三科,我写作知识得了75分,哲学得了87分,中国古代史得了70分,总分居分校第二名。据分校老师透露,我的哲学得分是这次全省考生中的最高分。考卷中有一道题:毛主席说过“思想领先”,这个说法对不对?请说明理由。据说有些同学按照“物质第一性,精神第二性”的哲学原理,认为这个提法不对;有的同学不敢说不对,却说不出理由。我的答案是:毛主席的“思想领先”是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提出来的,所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。

从第二学期开始考试五科。我每停下工作后总是全身心地投入背书,家人在看电视或跟客人闲聊,都不影响我注意力的集中。为了在一个月内把五门功课背熟,我经常花上三、五天的时间找、划答案,然后逐科逐题轮流背记,经常背到深夜,又经常“闻鸡起读”。我为应付电大考试而背书,我的孩子也为应付期末考试而背书。看到两代人在一起念念有词,真是感慨良多!通常每科背到第三遍能够基本记住,便自觉参加考试及格有望。龙海电大分校就在我家宿舍附近,每次临考之前,我都要抓紧时间,把按复习提纲背记的内容再通读一遍,然后上卫生间,再走向学校进入考场。电大考试有好几次全国统一在电视上出考卷,用半个钟头让学员听写考题后再作答卷。通常每场考试都有两个半钟头, 因为我进入考场前过了一次“电影”,所有复习的内容大多还印在脑子里,经常一个来钟头就写完答卷,认真巡视一遍后,再用考场提供的草稿纸把考题和答案抄回家,逐条对照答案自我评分,感到有70分以上的把握便安下心来。

当年扫除文盲有“速成扫盲”的做法,我背书考电大也有点像“速成应考”,只能靠我平时的知识积累,再加上按复习提纲死背硬记和考试时的临场发挥,用于应对并攻克考试的难关。汉语中的发展动词和存现动词、情态副词和语气副词有时很难判别,我便把课本罗列的各种不同类别的词汇,分别编成诗句背诵,以便在考试时对照判别。在第五学期中国古代文学考试中,按复习提纲要求背57首古诗词,我都背了下来,但一首也没有考,却出了5道古诗词让你勾划出作者的判断题,均不在这57首古诗词之内。我知道谢灵运是写山水诗的,陶渊明是写田园诗的,看到判断题中的诗歌是写山水的便划上谢灵运,是写田园的便划上陶渊明。5首判断题每题2分,被我猜对了3题抢回了6分。由于早时图书馆出借的多是国内革命小说,外国文学除了苏联的几本小说外,基本上见不到西方的文学作品,因此我从小较少接触外国文学,加上ⅹⅹⅹ斯基、ⅹⅹⅹ尼娜等外国名字很难记,所以我在复习外国文学时,显得比其它学科吃力。在考外国文学(上)的那天早上,我出门后想到什么,又返回头来翻开书本看了几个外国文学的名词,考试时刚好考上一个我翻阅过的名词,我填答出来得了1分。这次考试有惊无险,我仅得60分。事后我一直庆幸:那一天我如果没有回头翻看那几个名词而少得1分,我就不及格了。

从1985年秋季至1988年春季,我在基本坚持日常工作的同时,经过刻苦自学,终于获得汉语言文学大专毕业证书。和我同时报名读龙海电大汉语言文学的有100多名学员,因第一学期考试有不少人剃光头,或多科不及格丧失了就读的信心,仅存30多个学员在读,其中有7个学员科科及格,我为其中一个。我当时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记下了我每学期各科的考试成绩,以及在龙海分校应试学员中的名次:

第一学期(1985年秋季):写作知识75分,哲学87分,中国古代史70分,各科平均77.3分,居分校第二名;

第二学期(1986年春季):写作知识72分,现代汉语77分,文学概论85分,中国近代史74分,中国现代文学史81分,各科平均77.8分,居分校第一名;

第三学期(1986年秋季):古代汉语79分,中国现代文学简史74分,现代汉语78分,中共党史78分,心理学83分,各科平均78.4分,居分校第三名;

第四学期(1987年春季):古代汉语77分,中国古代文学79分,政治经济学68分,中国文学史76分,各科平均 75分,居分校第一名;

第五学期(1987年秋季):外国文学60分,政治经济学89分,写作知识76分,中国古代文学67分,书法81分,各科平均74.6分,居分校第五名;

第六学期(1988年春季):外国文学84分,中国古代文学86分,两科平均85分,被分校评为优秀学员。

最后一个学期因只考两科,我便集中精力按复习提纲把自划的答案背得滚瓜烂熟,结果外国文学得84分,中国古代文学得86分。按分校规定,如果学期考试各科平均成绩达85分以上,可评为优秀学员,发给20元奖金。我把奖金拿去买糖果和糕饼,请一些电大的同学到我家泡茶聊天。许多电大同学感到不可思议并窃窃私语:“怎么张亚清从来没来听课,却科科七、八十分?是不是他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,上头有什么‘天线’,或有什么高师在暗中指点?”我听后一笑置之:“电大考试好几科都在电视上出考卷,有‘天线’也是接在电视上;平时忙得都没时间看书,哪有什么高师指点?”我认为我能够在电大考出较好的成绩,完成汉语言文学的学业,一是来自于我平时的知识积累;二是来自于考前的刻苦自学,主要靠死背硬记;三是来自于考试时的临场发挥。同时也得益于电大老师的鼓励与指导,让我充满信心,以应付考试的压力促成了我刻苦自学的动力。我应该感谢电大给我一个锻造和展示自己的平台!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三年电大考前深夜苦读和闻鸡起读的岁月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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